刚刚过去的两个多月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人生先后在94岁上画了句号。就历史书写而言，也许再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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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记忆

“请问上个月28日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相信每个读过推理小说或看过侦探、犯罪、司法类电影的人，都对这种提问见怪不怪。询问者两眼锐利地盯着面前的人，提问道：在不久之前的某一时刻，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你跟什么人在一起？等等。回答者有时会记不得，但在一再的追问下会记起来一些，吞吞吐吐地说出来；有时则反应很快地答了上来。不管他是说真话还是作伪，抑或是故作不记得，这人的记忆力都相当不凡，因为就我的经验而言，就连刚刚过去的半天，从几点到几点之间自己在做什么，我都未必回忆得上来。

1970年代末的一天，一位受聘普林斯顿大学不久的历史学教授，正在书案上翻看一部新书，书中写的是14世纪初，比利牛斯山间一个名叫“蒙塔尤”的小村庄的事情。女教授边读边为村里那些人的记忆力感到惊奇，例如，一个女村民竟把25年前的一幕记得如此清楚：

“25年前，正在秋收季，我和我妈去我爸名下的一片田里收粮食，那片田在村子的另一头。我跟我妈说：‘我兄弟彭斯在哪儿？’我妈说彭斯跟他兄弟……普拉德斯翻过马尔默山，到那边看斯蒂芬妮太太去了……当我兄弟彭斯在田里出现时……我跟他和我妈说：‘普拉德斯叔叔跟斯蒂芬妮在做什么事呢？就因为她的缘故，叔叔正在毁他的家当，拆了织工的梭子，把东西都给卖了，这是为什么？’他们答复我说，普拉德斯和斯蒂芬妮‘为了一些好人儿’，打算一起搬到巴塞罗那去……‘好人儿是谁？’于是我妈就说了，那是一些被人叫做异教徒的人，不过他们是很好的人，他们都把灵魂送上天堂的。”

一个村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记性，25年前跟家里人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字字句句都能记起来，而且说得还有声有色？

这番话，是这名村妇在接受宗教裁判所讯问时讲的，保存在法庭的记录里。千百年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农民、主妇、手工艺人、行商之类讨生活的草根阶层都是无言的，而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对于想要研究这些人的学者而言，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可这并不能打消这位普林斯顿教授——同时也是《蒙塔尤》的读者——的怀疑。

她写了一篇书评，叫“蒙塔尤的讲故事的人”。她并不是要与《蒙塔尤》的作者“商榷”，她很认同他从数百年前的档案里挖出那些早已化作尘埃的人物的名姓，开掘他们所处的内在和外在的环境，找到他们的“故事”并说出来。人类的天性就是要听故事的，零星的信息，一时的感触，突发的情绪，要通过故事来会集，依靠一根或几根时间线以及因果关系，以各种方式叙述出来。生有生的来由，死有死的缘故，一切都有开端和进展，少不了终结和逼近终结时的内心活动。她的疑问主要是提给自己的；她也想写一本《蒙塔尤》式的书，以更能说服自己的方式去使用那些具体到不可思议的文本和证词，去探究一些古老年代的社会的真实样貌。

就是这样，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面对《蒙塔尤》的时候开始成为她自己。

作为母亲的史学家

照一般的看法，她动笔写著作的时间有点晚了：1975年，她47岁时，才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是她的8篇论文——都研究早期法国社会——的结集。当然这种迟滞完全可以理解：她在1950年代先后有了三个孩子，同时，在麦卡锡主义的压抑氛围中，她和丈夫都被联邦调查局弄得心神不宁；他们多次搬家，长年两地分离，工作和家庭无法兼顾。

娜塔莉经常谈到家庭和养育的乐趣，她说，他们夫妇二人的恩爱和孩子的存在，使那些政治性的骚扰不值一提。她说书本和孩子是生活中互补的两部分，将注意力从书堆瞬间转移到沙堆，抱着孩子在膝上两手打字，刚念了两行16世纪的加尔文主义宣传册就改口去诵儿歌、哄娃睡觉……是无法替代的体验，“让我变得人性化”。虽然她说“有了孩子以后我才成了历史学家”，但毋庸置疑，在孩子上高中以前，娜塔莉只能写写文章而没有出专著，与她承担的母亲职责是直接相关的。

她31岁才（在没有导师的情况下）读出了博士，1978年后才真正在普林斯顿稳定下来。而这时，和娜塔莉几乎同龄（生于1929年）的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也就是《蒙塔尤》的作者，在西方历史学界已有了稳定的地位和名气。

历史学家里的福尔摩斯

《蒙塔尤》同样出版于1975年，但勒华拉杜里此前已有5本专著，也都围绕着档案，发掘中世纪和近代法国老百姓生活的原貌。他和娜塔莉不谋而合地都对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饶有兴趣，而《蒙塔尤》的出版则使他“破圈”进入大众视野。当此书有了英译本后，一位美国书评人发表了生动的评语——“勒华拉杜里是历史学家里的福尔摩斯”。

这是说读《蒙塔尤》有探案的快感，作者似乎铺开的一张调查之网，人物的发言和行动都在其中进行，很多时候村民的讲述符合对村子情况的总印象，例如贫穷之类，但也有很多时候，某人的两句话会说出一些隐微的东西，出人意料的、有趣的东西，从而丰富那张网的内容。蒙塔尤是一个贫困的山村，在此书所聚焦的13世纪初，宗教裁判所在这个只有200多人的村庄展开了一场行动，镇压这里流行的异端信仰。《朗格多克农民》是一部观照“长时段”的作品，故而勒华拉杜里（作为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学生）从一出道就成为“年鉴派”的新人，但《蒙塔尤》覆盖的时间很短，村里的人口也仅有200出头。勒华拉杜里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裁判所的审讯记录，那些基本大字不识一个的村民，通过被审讯、做供述的方式留下了声音——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在宗教裁判所做了供述，而且所说的内容远不只关于信仰。

例如，“男人当家”“男尊女卑”这一点，是一般人都可想而知的常识，可是书中讲到，一个伐木工为了捍卫自己的岳母，给了他妻子一顿老拳，这就对“男尊女卑”的简单常识有所丰富。接着勒华拉杜里说：“城里的读者”若是觉得那些粗暴的、抬手便打的丈夫都是些不懂何谓文雅的农民，那就错了，“因为贵族或市民的妻子并不比普通农民的妻子运气更好些”；另一方面，他又说到夫妻关系恶劣是常态，当这种情况发生，“最好的结果是夫妻间保持死一般的沉默，最坏的结果则是爆发可怕的怒骂”。

用古人留下的片言只语讲故事

勒华拉杜里在许多访谈里说，他最相信“文献”的价值。但娜塔莉却怀疑其内容的真实性。这怀疑来自她的亲身经历。在麦卡锡时期，北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猎巫”风气再兴，包括娜塔莉的丈夫（一位能写科幻小说的数学家，和娜塔莉一见钟情并相伴终生）在内的许多被认定为有亲共倾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当着调查人员的面，做出关于个人信仰的供述，无疑，许多人顾及工作和收入，不可能说真话，那么他们留下的供述难道是可靠的吗？

没有任何的影像、图片、录音呈现700年前人的生活形态，更何况那是一些真正的草根。虽然对口述材料的可靠性不无怀疑，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却要从勒华拉杜里那里学习一种技能：让古人通过他们自己留下的言论，成为对今人来说有意义的存在。在一个有经验的侦探眼中，某人的随口一言，一个不为注意的痕迹，一个眼神的变化，乃至一种最不起眼的个人习惯，都可以是“有意义”的，可以成为一整个故事里的一块拼图，而如果一个历史学家要成为“福尔摩斯式的”，他就要有能力去建立这个故事。

勒华拉杜里曾言，他讲故事的才能，是来自那些优秀的德语犹太裔文化人——例如康托洛维茨和本雅明，他们懂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等多种语言，他们学识渊博，又具有把度过的时日作“故事化”讲述的能力。娜塔莉也一直想写一个遥远时代的小人物故事，它的主要线索同样来自法庭审判报告——

16世纪中期，法国朗格多克地区的一个村庄里，一名时年14岁的男子娶了一个同龄的富家女。生下一个儿子后，男人在某些生理耻辱和生活压力的压迫下离家出走，去参加西班牙军队。在作战中丧失了一条腿后，他回到家乡，发现自己的丈夫位置被另一个人顶替了：他冒充了自己，占有了家中所有的产业，他的太太死心跟着那个冒牌货，家内外的亲属邻居也接受了这个明明长得不很像他本人的男人，作为一家之主。

这个被顶替的丈夫名叫马丁·盖尔，他最终上法庭并赢得官司，假冒的丈夫被处死。围绕他的遭遇，把这个地区当时的种种状况还原出来，这桩写作任务激动着娜塔莉的心：那个冒牌货哪里来的胆量？渴望有个男人做依靠的妻子，她的心理又是怎样的？

有些东西不为现代人所熟悉，例如婚嫁的缘由：女方家庭到底看上了马丁·盖尔的哪点，愿意把他纳为夫婿？但另一些因素却可以做合理的猜测，例如马丁·盖尔的自尊受挫与他的“雄风”不振有关，还有，他离开后，他的妻子势必会孤独难耐，作为一个农妇，她务必要通过丈夫来建立身份认同和自豪感，为此明知真正的丈夫没有回来，她还是要编造谎言，甚至后来在法庭审理此案时她也拒绝改口。这样的推测，将指引娜塔莉从档案中找到依据。

什么是历史的真实？

她始终是带着对真实性的怀疑来查看那些依据的，后来她还写了一本《档案中的虚构》讨论相关问题。16世纪马丁·盖尔所在的阿蒂加特村，和13世纪的蒙塔尤村相比是那么遥远，但两个村庄社会同样沉默无声，没有留下成文的叙事，后人只能推想，那数量有限的个体、家庭和构成生活基本内容的仪式、节庆，等等，卷在内容单调、不断重复的时日之中，成为一团不知从何说起的东西。历史学家可以收集到一些“杂音”，但她必须相信，一个生活在特定地方、特定年代的特定人群，哪怕它微末至极，都流传着各种信息、态度、信念，各种关于生与死的教训，可以从中识别各种行为模式和习俗，识别出一些支配所有人的话题。

娜塔莉后来说，她起笔写作《马丁·盖尔归来》，是始于解开了一个心结：她忽然明白，只要把所有可能的虚构都接纳为档案的一部分，接纳为模式、习俗、话题的一部分，接纳为一群人的“心灵习性”的一部分，则构建出的故事非但不会虚假，反而会形成一种历史的真实。《蒙塔尤》里的农妇真的能记住25年前自己说了什么话？谁也不敢打包票，但这并非关键所在；关键在于，她的陈述被记录了下来，这说明，听她讲述的法官和书记员很可能相信她说的话属实，或者至少觉得这些话是值得记录在案的。

档案是宝藏。档案里的内容琐碎乏味也好，难以置信也好，都构成了“昔日的声音”，成为今人探知昔人精神世界的入口，即便那入口看上去不那么正常。对于从《蒙塔尤》发表的年代兴起的“新史学”“微观史学”的学者来说，像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报告这种档案，其记录势必是有倾向性、选择性的，然而这种倾向和选择同样是史学观照的对象。娜塔莉后来在《马丁·盖尔归来》的导论中写道，在注意到马丁·盖尔的故事时：

“我感到我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实验室，它提供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

她还说，自己书中的部分内容是“我的发明”，但它是在“昔日的声音的严格控制下”的发明，她浸润在这声音之中，体会到了勒华拉杜里那种“福尔摩斯”式写作与侦探工作的根本区别：不仅采用证言，而且采用那些也许不可靠的证言，因为只要是能找到的证言，就都指向了相关的各种可能而非唯一的真相。

这本书在1983年出版，当时娜塔莉和丈夫已双双入籍加拿大。她因此书也成为得到大众阅读的历史学家，1984年，勒华拉杜里还专门写了书评赞誉《马丁·盖尔归来》，他说，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命也可以具有意义——个体层面上的意义、智识上的意义，或是史学角度下的意义。个体在过去很重要，如今依然重要。那些文盲农民很重要：他们的生活不是琐碎无聊的，而是具有意义的；他们的抗争并非微不足道的，而是至关重要。

那个冒了马丁·盖尔之名的人，在娜塔莉眼中，几乎具有一些英雄色彩。他在法庭审理期间极力为自己辩护，娜塔莉说，这并非一个罪徒为活命而挣扎，这是一个“捍卫自己身份”的人。

“他获得的不仅仅是财产和美丽的妻子，他还与妻子怀上了一个女儿。他的行动是对这一切的捍卫，也是对他的人格的捍卫，他的人格已永远与‘马丁·盖尔’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这也是对个人行为的辩护——但不是从司法的角度，而是几乎从一个后世之人的角度来为其辩护。”

娜塔莉说，这个冒牌丈夫死不认罪，不是因为感觉到了杀身的危险，而是因为被控告而感到受了侮辱，因自己冒充他人的天赋遭到毁谤而愤怒。这当然是她的推测，她在度过了半生之后，对此人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为什么他不能觉得自己是对的呢？被别人取代，和取代别人的位置，理应是引人入胜的主题；身份的建立、替换和消失，正变得越来越轻易。他有权利骄傲，有权利预期400年后的人会用写作的方式来复现他的故事，而不必为他申冤平反。

“新史学”的黄金年代

在《蒙塔尤》和《马丁·盖尔归来》问世之间，还有好几本微观视角的“新史学”作品出现，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

黄仁宇的书虽然写的都是“大人物”，如万历帝、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不过他注重以人物轶事和人物关系来描绘他们的处境，描绘他们各自在对方眼里的形象，这种写法绝对可谓“微观”；至于《王氏之死》，史景迁对王氏这一标准的“小人物”的关怀，配得上读者的动容，用他自己的话讲，写此书时，他“感受着手心里的石头的温度”。

勒华拉杜里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历史永远不会消失”。法国是一个史学家很受尊敬的国家，无怪乎北美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也深爱法国，在那里找到了史学写作生涯的初始兴趣。虽然法国的“年鉴派”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等前辈奠定的基石，但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取得了销售上的巨大成功，这激起了更大范围内微观史学写作的热情，两次普利策奖得主、和娜塔莉一样常年带孩子的芭芭拉·塔奇曼，在1978年出版了《远方之镜》，在其精细复杂的文笔下出现的是14世纪社会的动荡景象。《马丁·盖尔归来》的出版要在这些书之后了，可是因为热拉尔·德帕迪约担纲的同名电影的缘故，它也成为一部“流行的”史学作品。

《马丁·盖尔归来（第二版）》

[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著

海南出版社·理想国 2023年2月版

《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著

商务印书馆 2023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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